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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常委:從“西天取經”到“重回東土”

2019-10-29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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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以后,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為民族復興前仆后繼,推動了洋務運動,發起了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掀起了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獻身于抗戰和社會主義革命,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投身于改革開放大業,我們屬于投身改革開放的第六代知識分子。在2016年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跟前五代知識分子比起來,民族復興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我們是最幸運的一代。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個認知: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其成功的道理。掌握這些道理,就能用以幫助我們自己的國家實現現代化。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我出國留學選擇經濟學,一開始也是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經過多年觀察,我發現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因為遵照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制定改革發展政策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而從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來看,少數成功的經濟體的政策,包括我國的漸進雙軌制的改革,理論上都是錯誤的。

為什么?

這要從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理論從何而來說起——

理論來自對現象的觀察。發達國家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是發達國家的學者通過觀察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現象總結出來的。在理論中,只保留了幾個重要的社會經濟變量,其他成千上萬的社會經濟變量則被舍棄掉,成為這個理論的暗含前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條件不同。因此,由于暗含前提不同,運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解決發展中國家看似相同的問題也會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

1988年,我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下屬的發展研究所工作。當時,國內出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根據國外盛行的理論,治理通貨膨脹的辦法就是提高利率。但當時我國采取的是治理整頓,以行政手段砍投資砍項目,以此降低總需求,壓低物價水平。從國外主流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用行政手段治理,難免會有“亂點鴛鴦譜”。但是,如果中國政府真像國外理論所認為的那樣不理性,我國如何在1978-1987年維持9%的高增長?后來我想通了,這是因為國內有大量和國防安全及國計民生相關的大型資本密集型企業需要低息補貼才能生存,提高利率就要求給予更多財政補貼,財政赤字增加,只能通過增發貨幣得以彌補,必然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發達國家能用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脹,是因為發達國家不存在這樣的企業。

所以,從1988年以后,我就不再簡單運用國外現存的理論,碰到改革開放的問題,自己了解問題的本質是什么?誰是決策者?目標為何?有何限制條件?有哪些可能的選擇等等,來自己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

沿著這一思路,當國外盛行“中國崩潰論”時,我和蔡昉、李周于1994年出版了《中國的奇跡》。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15年,我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到2030年我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當時,社會各界都認為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今,第一個論斷在2014年就已經實現了;第二個論斷,已是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共識。

在我看來,更重要的不只是這兩個預測,而是圍繞中國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如何經由計劃和市場并存的雙軌制,逐步走向完善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解決之策與條件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議。

經過自1988年以來的探索,我逐漸形成了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同時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總結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結構經濟學。

理論的適用性取決于前提條件的相似性。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有著較為相近的歷史、起點和追求,因此,來自于中國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求,具有較好的參考借鑒價值。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作為一名經濟學工作者,為了民族復興的最終實現,也為了構建共享富足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能辜負這個時代,要為構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理論而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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